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山东大学校长。
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历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并出任全权大臣与英国谈判西藏主权。清末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时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任中山县县长。上海沦陷后，因盛传被日敌利用组织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戴笠派赵理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30日将其刺杀于家中，时年七十六岁。
早年生活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862年1月2日)，唐绍仪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在朝生涯
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唐绍仪以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汉城邮政局落成当晚，亲日的开化党举行宴会，准备将亲清朝的事大党一网打尽，穆麟德也在场。唐绍仪闻讯后临危不惧，立即与人携带武器驾着马车赶到邮政局，护送穆麟德和被刺伤的守旧派大臣闵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随后又请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疗伤。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十月十九日(12月6日)，袁世凯将政变镇压，被封为驻朝大臣。而唐绍仪以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是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唐绍仪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底，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
光绪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凯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直到次年才假满回任。在这期间，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袁世凯的职务长达7个多月。在其保举之下，唐绍仪平步青云，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经官居三品衔，仅次于袁世凯，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被视为一大障碍，日本欲除之而后快。袁世凯向李鸿章发电报请求将自己调回，并提出由唐绍仪代理其职。日本人得知消息后，密谋刺袁。唐绍仪闻讯立即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救袁方案。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凯改装易服出走。唐绍仪护送其到汉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绍仪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政绩斐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袁世凯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西藏有关问题。会谈期间，唐绍仪态度强硬，力主废除英藏签订的《拉萨条约》，因为这个条约撇开了清政府，英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会上虽未能完成废约目标，但说服了弗利夏，他承诺将把唐绍仪的讲话带给英方，唐绍仪初步胜利，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同年四月四日(1906年4月27日)，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唐绍仪和萨道义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废除了《拉萨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属于中国领土。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他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后，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也只得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打算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之后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次年7月回到北京，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宣统二年(1910年)，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不久即辞职。
南北议和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十月十七日(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时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谈和。为议和，袁世凯再次启用唐绍仪，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次日，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和谈全权代表前往汉口。出发前，袁世凯交代唐绍仪:“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条件都可以让步。但有唐绍仪心怀“共和理想”，他的议和的指导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袁世凯的幕僚写信给《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作为朝廷命官的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从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2月18日-31日)，唐绍仪和伍廷芳共进行了五次谈判，涉及停战、政体、国民会议等重大问题。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谈判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国该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伍廷芳在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唐绍仪此时完全没理会袁世凯交代的方针:“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在唐绍仪看来，此时谈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样和平达到共和。唐绍仪随后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的辞职和由袁世凯继任的各项问题。
然而，孙中山的回国给谈判带来了变数，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算数。唐绍仪辞职，袁世凯批准，自己靠电报和伍廷芳谈判。唐绍仪被撤去议和代表资格后，并未立即被调返北京。袁世凯扬言“直接电商”，实际仍由唐绍仪经办。唐绍仪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世凯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袁世凯只是通过撤掉唐绍仪给南方以压力，他想确保取消帝制后保证自己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同时又不敢推翻协议。在最终得到孙中山让位的许诺之下，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绍仪和伍廷芳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入会组阁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经过南北议和与孙中山接触，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民国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国务总理后，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25日到南京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绍仪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但是袁世凯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都遵守约法等做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秉钧竟以辞职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二人分道扬镳。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世凯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政府总理。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注:第一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立后的第一个内阁，也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期的第一个内阁。第二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5日，结束于同年9月19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并没有到任)
南下革命
民国五年(1916年)5月，段祺瑞组阁，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9月17日抵达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军团的通电反对，于是于9月29日辞职。同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成为领袖，领导人民走民主的道路。他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
民国六年(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9月17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的大元帅，并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但他始终未就任。
民国七年(1918年)5月，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唐绍仪被国会推为七总裁之一。
民国八年(1919年)初，第二次南北和谈，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因此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谈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运动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通电北洋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民国九年(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绍仪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此时二人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中山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仍以唐绍仪为财政部长。但唐绍仪拒绝出任，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担任县长
民国十八年(1929年)，唐绍仪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模范县建成与世界大都市相媲美的新型城市，建大港口，拟修大铁路，想方设法，决心将中山县建设成“全国各县之模范”。
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16日，唐绍仪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一时间，此地成为“粤中最繁盛之区，收入甚钜”。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身处漩涡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9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2月31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是五常委之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唐绍仪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期间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未转移后方，滞留上海。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
由于唐绍仪的政治声望引起日伪政权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吴佩孚)”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绍仪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当时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到“伪华中新组织有成立之讯，其名义为华中临时政府，以与华北伪临时政府相呼应，系采三权分立制，人选有总统唐绍仪、行政院长为梁鸿志、司法张耀曾或章士钊、立法院长温宗尧、交通由梁鸿志兼、外交陈箓、军政周凤岐、财政陈锦涛、内政陈中孚、教育陈群并兼上海或南京市长，成立后更进一步而与华北伪组织合并。”特务乃通过各种途径警告他们切勿为日人所利用。
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绍仪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有充分考虑;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晚年遇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绍仪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9月30日，赵理君至武康路唐家借鉴赏古玩之名，潜入其家中，用利斧将其暗杀。赵理君逃跑后，唐绍仪随即被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于9月30日凌晨3:50气绝，时年七十五岁。
唐绍仪遇刺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一时大哗。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宣付国史”，以平息风波。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绍仪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